2月8日，日本自民党在第51届众议院选举中独得316席，不仅实现席位单独过半，更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宪门槛”，创下战后日本单一政党获得最多议席的新纪录。高市早苗这场“豪赌”的成功，深刻折射出日本选民结构与政策偏好正在发生的明显转向。

　　高市的“豪赌”与日本社会的“右转”

　　自民党于1955年成立之初，其组织形态便不同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凝聚力的现代政党。自民党本质上是由多个围绕资金动员、人际义理、选举互助与官僚资源配置而结成的议员集团组成的政治联合体，其长期执政的基础并非单一意识形态的压倒性胜利。

　　从历史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稳定性建立在派系协商所形成的“内部轮替”机制之上。这种围绕党内权力更替而展开的循环性博弈，使得自民党得以在不发生政党轮替的前提下，完成政策风格与政治叙事的阶段性调整，从而降低执政风险。然而，2026年的这场大选，事实上削弱了这一平衡机制赖以运作的制度基础。

　　高市早苗的崛起，标志着这一运行逻辑的明显转向。不同于以往通过派阀协商逐步积累党内共识的路径，高市更倾向于绕过既有的长老协商与党内层级结构，直接借助媒体与TikTok和X等网络平台，对着屏幕前的千万选民进行政治动员。这种“直连选民”的权力路径，在客观上压缩了派阀领袖作为中介与协调者的空间。随着安全议题与国家立场被置于政治叙事的中心，过去强调经济优先、谨慎安全投入的温和声音，在党内讨论与舆论环境中被不断边缘化，其影响力显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