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银行工作人员在业务办理及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未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未按监管要求实施“双录”、未充分揭示风险等。

　　对此，涉事银行辩称，贵金属并非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不适用《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中关于适当性的相关规定，也未被强制要求采用“双录”政策。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任某系自愿开通“存金通2号”业务。开通业务过程中，业务协议条款已载明风险承担约定：甲方应充分了解贵金属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随着贵金属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客户可能面临潜在的收益或风险，客户应自主判断选择投资策略并谨慎交易，银行不为甲方保证收益或承诺不受损失。

　　如果说风险告知层面涉及的是“买前是否充分知情”，那么费率调整层面则触及了“交易中是否公平对待”。裁判文书网另一则判例中，投资人张某某称，自2018年4月起通过某银行办理积存金交易，初始卖出费率为1.2元/克。2018年至2023年间，该行多次擅自上调费率，累计交易超1000笔，涉及金额逾2亿元，经统计414笔卖出交易共多收76606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某与某某银行签署的《客户协议》《交易规则》等，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张某某通过某支付APP阅读并勾选同意的《宣传手册》及《积存金业务规则》中已明确约定了交易点差、手续费的收取规则及标准，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

　　两个判例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适当性义务的边界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