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首先可考虑建立年龄分层规则。笔者建议，可参照《民法典》的行为能力结构，以16周岁为划分节点，10周岁以下原则上仅允许开立基础储蓄账户，由监护人全程代理；10周岁至16周岁可在监护人授权下开通查询、小额支付等低风险功能，但限制一定数额的转账；16周岁以上则可根据劳动收入、风险测评等情况，逐步扩大电子支付权限，甚至完全开放。

　　其次，应建立风险等级管理机制。现代电子银行不同功能之间风险差异极大，未来监管重点不应只是“能否开网银”，而应根据功能风险进行分类。低风险功能适度开放，例如校园卡充值、日常线下支付等系统服务；中风险功能强化限额与审核，例如线上支付等；高风险业务如理财、贷款、投资等则原则上限制未成年人独立参与。

　　与此同时，还应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的联动机制。比如，未成年人账户发生大额交易、异常消费、高频转账时，由银行自动向监护人提示；高风险操作需监护人二次确认；监护人还可实时查看账户动态，必要时冻结部分功能。

　　综上，本案折射的问题，不在于“7岁孩子能不能开网银”，而是数字化时代金融行为的便捷与财产安全之间的权利平衡。（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澎湃特约评论员 金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