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及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户籍制度改革再成社会关注焦点。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日前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现行户籍制度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已是不争事实。一方面，以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代表的产业阶层主体，受制于户籍制度约束，无法完成市民化转身，由此产生了新型城乡差距。如果说以前的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财富拥有方面，新的城乡差异则更多体现在权利方面。这种新生成的二元结构既牵扯了城乡同权的社会应有治理之道，而且也严重约束了消费内需的增长，导致庞大的市场潜力无法变现。另一方面，以在非户籍地就业的群体为代表，也受制于人户分离的现状，在办理个人事务上被迫要付出昂贵成本。现行户籍制度表面上是有效率的管理机制，但事实上抑制社会活力的弊端一直在凸现，人、财、物流动的成本，最终会体现为社会和经济运转的成本。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它导致了人口红利的过早衰竭。

　　 

　　对于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社会呼声持之以久，管理方也一直在酝酿如何破题。黄明坦承，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较多，需要逐步剥离，此外，必须考虑城乡差异、一二三线城市差异可能造成的人口失衡流动，以及存量人口与增量人口之间的诉求差异。

　　 

　　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推进。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都在要求户改从审慎当中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