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摩擦从边境关税扩展到供应链内部。美国与伙伴达成的协议包含原产地、反规避、数字贸易、投资审查等条款。企业不仅要缴税，还要证明零部件来自哪里、资本由谁控制、技术能否出口等问题，这使全球贸易进入“高合规成本”状态，同一企业可能需要为美国、欧盟和其他市场维持不同供应链。

　　第三，贸易流向被重新分配。中美直接贸易明显收缩，但全球贸易并未同步消失，部分订单转向越南、墨西哥、东盟和其他节点。短期内，抢出口、提前进口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还支撑了全球贸易增长；但库存消化后，增速面临放缓。更重要的是，贸易转移并不等于效率提高，企业可能为了规避关税选择成本更高的供应商或重复建设产能。

　　中新社记者：目前来看，美国的关税胁迫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对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工作生活有何影响？

　　鞠建东：可以说，美国达到了“局部收割”和“规则施压”的部分预期，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再平衡。

　　短期看，美国关税收入显著增加，一些经济体作出了金额巨大的投资和采购承诺，不少国家在市场开放、关键矿产和供应链规则等方面作出配合。就谈判政治而言，美国成功把“是否获得较低关税”变成各国必须与其单独谈判的问题，强化了美国市场的议价权。

　　长期效果尚未证实，甚至可能出现相反结果：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供应链碎片化、美国消费者福利下降，贸易逆差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