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深层逻辑看，“喜新厌旧”也是一些人的不二偏好。在他们看来，与其小心翼翼守着一段残破的老墙，远不如新建一座崭新威武的仿古门楼能彰显政绩。至于说是以“民生工程”的名义，还是以“发展旅游”的名义，都不过是拿来遮挡舆论的说辞罢了。

　　这实际上也是这些年来多地古建被“拆旧建新”的根源所在。更有甚者，一些地方为了“预留”发展空间，对明明很有价值的文物却不申报，从而导致其难以被纳入更高等次文物单位。这也为后来的大拆大建留下了一个个“后门”和“缺口”。

　　耐人寻味的是，中阳县古城墙在去年“修缮”完成后，才纳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台账，完成现场影像拍摄、史料文字梳理等基础建档工作，拆掉一大段才开始建档，这意味着，之前损失掉的已很难留下任何痕迹了。

　　先民留下的古建筑、老城墙，拆了就不可能再生，也没有办法补救，由此造成的损毁是不可逆的，绝不能再纵容野蛮粗暴的“拆旧建新”了。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斑驳的古城墙、土气的夯土，都是岁月的痕迹，是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任何以“安全隐患”“亮化修缮”为名的“推倒重来”，都是对法律精神和文物价值的粗暴践踏。

　　地方政府要科学决策，在文物的问题上多一些审慎和戒惧，避免“一言堂”和程序虚置，让专业意见具有真正的约束力。任何涉及文物的工程，必须严格执行事前评估与方案审批，让文物行政部门在“一票否决”中真正发挥作用，而非事后找不到回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