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意见划出了红线，但要真正见效，不能只靠最后的审判环节。

　　当前AI技术正高速发展，不断突破，《意见》不可能涵盖所有人工智能案件类型，很多问题需要司法实践进一步探索积累，而且人工智能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联动、多措并举。

　　从司法端看，《意见》第五部分相关条款专门围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案例指导、审判监督、部门协作等作出规定。针对 AI 案件技术门槛高的现实，《意见》也正在探索完善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事实查明和证据审查规则，同时对利用人工智能不当取证、提供虚假材料等妨害司法秩序行为的依法规制作出了明确。

　　从企业端看，企业理应摒弃技术中立的思维，严守行业底线，模型训练前完成人格标识授权、风险内容事前审核等流程，从源头减少盗脸、盗声、消费逝者等侵权行为。

　　从社会端看，行业自律、公益诉讼、公众维权渠道的完善同样不可或缺。面对批量式、规模化的 AI 侵权，单靠个体诉讼力量有限，需要检察机关、消费者组织等介入，形成共治合力。

　　最高法这份《意见》传递的信号很清晰：人工智能或许可以生成一切，但不能生成对人的冒犯；技术可以模拟万物，但不能模糊对人格尊严的敬畏。

　　毕竟，一切技术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服务于人。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