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熊辉认可一半。在他看来，AI确实降低了普通人获取知识的门槛，“平了知识的权”；但知识获取更容易，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驾驭AI的能力也会自动变得一样。

　　相反，当每个人都能调用相似的大模型之后，真正拉开差距的，可能变成提问能力、判断能力、经验、品味和0到1的创新能力。

　　他把AI时代的劳动者称为“超级个体”：过去一个人主要依靠自己的时间完成工作，未来一个人可能同时调动多个智能体和机器完成任务。

　　于是，工作的价值也发生变化——从“我能做多少”，转向“我能不能让AI做得更好，以及我能不能判断它做得对不对”。

　　熊辉认为，未来仍然会出现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工作机会是留给真正有能力来迎接这些岗位的人”。

　　因此，在AI新经济中，教育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普惠基础设施。

　　如果AI能力只有少数人真正会用，技术进步反而可能拉大人的能力差距；如果更多普通人能够真正掌握AI、与AI协作，生产率提高才更可能变成普遍的机会。

　　教育要培养机器没有的能力

　　那么，AI时代应该培养什么？熊辉总结为两个方向：自我学习的基础能力，以及和机器差异化的能力。

　　后者很难仅仅通过课堂和做题获得。他的办法是“到战场中去”。在学生培养中，他尝试把产业界的真实项目带进学校，让本科生尽早参与项目，让硕士、博士直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在真实任务里，学生面对的往往没有唯一标准答案，需要不断提问、判断和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熊辉认为，这正是AI时代需要的训练。

　　与此同时，现场也出现了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