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劲：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到这个问题。以往认定噪声污染，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噪声排放超标，并且造成扰民后果。而生态环境法典修改了这一规则，噪声污染不再以超标作为唯一判定标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同样可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主观感受并不是判定噪声扰民的必要条件。

　　噪声作为一种感觉型公害，它和常人的忍受限度、一般的感觉、大家反映的情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够单凭感觉不好，就认定是噪声扰民，这个时候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机构进行噪声测定，同时也可以对低频振动，特别是低频噪声进行测定，像商住楼的一楼或地下室，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噪声治理升级

　　法典构建多元纠纷化解体系

　　过去我国治理噪声污染，依据的是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今噪声污染防治内容独立成编、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变化和核心突破是什么？

　　汪劲：主要有三方面突破。

　　第一，强化了源头预防机制。法典明确要求，在项目规划、选址阶段，就要重点评估社会生活噪声等各类噪声是否会产生妨害、扰民问题，若存在扰民隐患，就不应在此选址布局，这是非常关键的前置治理手段。第二，法典对噪声污染的法定概念进行了拓展完善。第三，拓宽了噪声纠纷的解决渠道和治理机制。多数噪声扰民纠纷，可以通过邻里调解、物业、居委会协调，或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行政调解的方式化解。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