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雪倩提醒，“双轨告知”制度下，医疗机构的代为告知并非随意启动，应严格限定在“感染者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下，且需基于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审慎判断；代为告知的对象应严格限定为条例所明确列举的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对方当事人，不得扩大范围，防止隐私过度泄露。

　　邓利强同样强调“特定对象告知”与“公开”的界限。他认为，赋予医疗机构的是对“特定对象的告知”，而非“向不特定对象的公开”，法律禁止的是个人信息的公开泄露，不是对高危人群的风险提示。从法理上讲，隐私权作为人格权并非绝对权利，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可被适度限制，而告知对象是即将或已经进入亲密关系的特定人，发生隐私大范围扩散的风险较低，对感染者的影响更多是关系层面的调整，不至于引发公众歧视等严重后果。

　　邓利强还提到，实际操作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医疗机构代为告知可能发生告错人等情况，医师遇到一次就可能面临投诉、追责甚至停职的情况，可以同步建立保密协议与最小必要披露规则，只告知足以防范风险的信息，同时进行告知不当的责任界定与免责规则，“让医师敢用、能用这一权限”。

　　郑雪倩说，医疗机构在代为告知时，应注重方式方法。可考虑先进行医学指导，引导感染者自行告知，确有必要时再启动代为告知程序。代为告知的同时，医疗机构仍须严格遵守《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的保密义务——“告知”不等于“公开”，不得公开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代为告知仅针对特定对象进行单独告知，而非向社会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