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资源账本。小至一所小学，需专人来接诉、处置各类举报；大至各行各业，接诉、调查、处置力量更被大量占用，其中部分是对治理资源的无端耗费。

　　二是信任账本。精致利己举报，与其他滥诉一样，消耗群体间的信任，也让公信力钝化。恰如“公地悲剧”所提示，一块人人放牧的公共草场，人人放牧、无人守望，青草终将被啃光。

　　三是活力账本。最值得警惕的，是“防御性治理”的发生——从“办成事”转向“不出事”。为规避投诉风险，个人趋于自保，单位趋向保守，影响社会活力和创新。

　　“有诉必应”的监督机制保护了个体表达的权利，也需要约束表达的边界。

　　避免走向“防御性治理”

　　精致利己举报带着维权者的姿态，其危害被低估，影响却长远，这正是治理的难点所在。因此，对精致利己举报的危害要形成共识，治理上坚守专业主义。

　　监督权是公共品，不是私人工具。精致利己举报，不是达成目的的万能钥匙。让举报回归本位，纠正侵权与失职，而非满足个人的“超纲”诉求。如任由精致利己举报坐大成势，形成示范效应，将会导致规则失灵。

　　尤其要以专业主义来约束诉求边界。坚持处置专业，要把“有诉必应”精细到分类处置：通过诉求识别与分类，让其进入不同通道。坚持权利和约束的统一，对越界诉求明确说不，对恶意投诉施以惩戒；对被投诉对象保持定力和保护，坚持“无过错不追责、无过错不致歉”。

　　比如，近日四川渠县卫生健康局在“问政四川”平台回复网友建言时就明确：要严格区分投诉情形，坚持“无过错不追责、无过错不致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