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黑粉”举报为“劣迹艺人”，“大衣哥”朱之文十几场演出被取消。朱之文说，被“黑粉”纠缠多年，每到外地演出，他们就会向文旅部门或主办方举报。

　　是否“劣迹艺人”，要看权威调查结论，不能妄断。但这不妨碍我们思考一个细节：事实还没查清，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和声誉，已经受到影响。举报者则隐于幕后，当事人曾向他们喊话，希望站出来对质。

　　其实，举报者与被举报者，在成本和责任上本来就是不对等的。因为举报的目的是发现隐蔽的不当、不法行为。为鼓励知情者提供线索，防止打击报复，举报门槛往往比较低，对举报人的保护力度则比较高。

　　这种不对等，属于合理的制度设计。不过，任何事都不能推向极端。被举报的一方，本就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自证，要承担舆论和心理压力。为避嫌或避险，原有的合作机会也可能流失。假如天平的另一端是正当与正义，这些代价是有必要的。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就会给被举报人带来无妄之灾。

　　比如，某“行业协会”的会长，组织人员对其他企业的合格产品反复恶意举报，拖延对方工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恶意举报甚至形成黑灰产业，25元能举报一个账号500次，1200元可以“让一个账号消失”。

　　恶意举报用极低成本，把他人拖入“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的循环中，以达到发泄私怨，扰乱对方生产、生活的目的。这已经不是一种假想的威胁，而是明明白白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