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北京从业多年的陪诊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多年发展，陪诊师的工作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字面意义上的陪诊，全程陪同患者就医，提供情绪支持；二是取药、取报告等跑腿事务；三是代问诊，即在患者或家属无法到场时，替他们向医生提问、获取诊疗方案，这对陪诊师的要求最高，需提前了解患者病情，预判医生可能提出的问题。

　　与《陪诊国标》同期发布的解读材料中，市场监管总局提到，全国陪诊市场规模已达数百亿元。2014年以来，国内累计注册陪诊相关机构1048家，其中超七成成立于2022年后。

　　快速发展中，陪诊行业的风险也逐步显现。福建某公立三甲医院副院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陪诊服务也给医院管理带来挑战。陪诊师没有统一着装，医院难以辨认其身份。行业的人员准入和收费标准不一，患者和陪诊师私下沟通、转账，一旦发生纠纷，往往难以举证和认定责任。而且患者交给陪诊师的身份证、医保卡和病历资料涉及个人信息，也存在隐私泄露风险。此外，一些从业者可能借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倒卖知名医院或专家的号源。

　　对于服务边界，《陪诊国标》列明了7条红线。陪诊师不得判读检查结果、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代替患者或家属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调整用药方案、隐瞒篡改或选择性传递关键医疗信息，以及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

　　张志援介绍，过去，一些从业者并不清楚陪诊的服务边界，直到被医院或警方警告，才意识到自己越过红线从事黄牛业务。《陪诊国标》发布后，一些不足十人的小公司也开始参照标准规范服务，与黄牛行为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