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馆陶县的景富贵老人，八口之家在一个半月内死了五口，只剩他和两个年幼的姐弟。他指着黑白照片里逝去的亲人，泣不成声：“腿撑不开了，胳膊撑不开了……”这些幸存者，大多没有能力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苦难。他们的经历，正如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团长王选所说，是“未被写入中华民族历史的那一部分”。

临清发现的侵华日军遗留的铜壶

　　这种遗忘，不仅仅存在于鲁西。在浙江丽水，91岁的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受害者池素娇，在镜头前泣不成声：“不是我们一家几个人的官司，这个是民族的官司。”在湖南常德，幸存者张礼忠，一家13口在日军投下的鼠疫菌中死了10人。他用二十余年的时间，自费十余万元，骑车走村入户，整理出7643人的死亡名册，6次赴日诉讼。他和其他幸存者一样，在与时间赛跑。“1997年我们有61位原告，现在（2017年）只剩下21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副会长徐万智的叹息，道出了所有受害者的困境：正义未到，而生命正在凋零。

　　他们的坚持，是为了让世界知道，细菌战的伤害从未停止。它留下的不仅是残疾的身体，更是世代的创伤和永不磨灭的记忆。

　　—影像的责任—

　　为何我们必须“重映”历史？

　　正是因为有太多这样不该被遗忘的故事，影像的记录才显得尤为重要。电影《731》的上映，更像一场迟到的集结，将散落的个人记忆，汇聚成一份民族的共同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