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主体来看，赵一新介绍说，2023年，14个超大特大城市年度轨道运营里程增加，仅有9个城市轨道覆盖通勤比重同比提高。轨道覆盖通勤比重最高的4个城市，深圳（35%）、成都（34%）、武汉（33%）、广州（31%），年度新增轨道均未能有效提高通勤覆盖。郑州连续两年新增轨道里程没能提高覆盖通勤水平。

　　报告还发现，城市规模决定地铁通勤投资效益，超大城市是Ⅱ型大城市的3.4倍。在超大、特大、Ⅰ型和Ⅱ型大城市，“每增加1人轨道覆盖通勤所需建设投资金额”分别为平24万元、特大城市41万元、Ⅰ型大城市37万元、Ⅱ型大城市82万元。此外，即便是同等城市规模，深圳和北京、昆明和济南、南宁和长春轨道通勤的投资绩效也相差数倍。

图片来源：《2024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赵一新认为，服务城市通勤人群、提升通勤效率，是轨道交通建设的最根本要求。随着从地铁从快速建设阶段过渡到运营阶段，更需关注成本效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提出，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拟建地铁线路初期客运强度分别不低于每日每公里0.7万人次。换言之，新增地铁线路，要么有客流支持，要么能够获得财政补贴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