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金灿还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受害者)是我?”她换掉用了15年的手机号，缩小了社交圈，强迫自己忘掉所遭遇的这一切。后来，她甚至删除了证据照片和她用来向警方发送信息的电子邮件账户。“我不想在互联网上留下任何关于我的合成照片的痕迹。”她以为这样，世界就可以安静了。

　　2022年6月，金灿返回首尔。在一家咖啡馆，她见到了首尔大学另一位女性校友，得知3名首尔大学校友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金灿试图忘记的一幕幕又出现在脑海里，她们的脸部被叠加到没穿衣服的女人身上、尴尬的笑容、看起来像是被轮奸的混乱场景……通过比对照片的形式以及对方说话的语气，她们推测：这可能是同一人所为，而且极有可能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人。

　　包括金灿在内，4名受害者决定继续向警察局报案。她们分头行动，向西大门警察局、江南警察局、世宗警察局、冠岳警察局报案。她们以为，受害者人数已经达到4个人，警察局也许可以发起联合调查，但那依旧没有发生。

　　从“N号房”到“熟人羞辱房”

　　2022年的夏天依旧燥热，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元恩地照例打开了邮箱，一封举报邮件让她一整晚不能入睡。

　　邮件的内容，正是金灿等4名女性遭遇网络性侵害的资料。看完邮件，元恩地浑身冰冷，“那种既愤怒又崩溃的情绪再次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