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种数字性犯罪加以重视。元恩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20年当她作为“N号房”事件证人发言时，在场一些人甚至不理解她说出的“深度伪造”和“数字性犯罪”的概念。同年，韩国通信委员会发起了一项数字性犯罪认知的调查，29%的成年人和5.7%的未成年人表示他们遇到过数字性犯罪，但在这些人中，认为数字性犯罪根本不是问题的成年人占9%，未成年人占16%。

　　在讨论修订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的会议上，甚至有国会议员将深度伪造他人影像，形容为自己在日记中的私密想象，并公开质问，如果连想象都处罚，我们男人还能做什么?元恩地深感无奈：“这就是当时某些国会议员的可怜认知。”

　　当“N号房”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韩国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应对。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韩国警方和检察机关要彻底调查此案，不仅要严惩直接参与犯罪的人，还要追究所有间接参与或帮助传播的人。韩国国会也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修正案，规定对制作或散布深度伪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处以最高5年监禁或5000万韩元罚金。而以营利为目的的，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

　　不过，元恩地发现，在现实中，因为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传播目的”。如果找不到传播照片和视频的证据，单靠“简单制作”很难受到惩罚。此外，要起诉仅仅进入此类聊天室观看的用户，更是一项挑战，因为很难收集到足够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