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书》的奇幻叙事深深植根于甘肃独特的地理空间。敦煌三危山不再是单纯的神话地标，而是被赋予“夸父化身”的文化隐喻——小说中，夸父逐日渴死，躯体化为三危山和胡杨树。这种将地方地貌与神话人物命运绑定的写法，使地理空间成为神话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书中对黄河上游水系的描写更具深意，湟水、洮河等支流不仅是人物活动的物理场域，更成为了文化流动的象征。当脩己沿着黄河朝山行走，她的足迹串联起了齐家坪、师赵村等考古遗址，而“羊群随乐声迁徙”的场景，则将羌族游牧文化与中原礼乐制度悄然勾连，让地理空间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这种“以地载神”的叙事策略，使神话不再悬浮于虚空，而是扎根于西北高原的雪山与河流之中。

　　二、文化碰撞：在冲突中熔铸新文明

　　《禹王书》的叙事张力，源自西北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交融。作者将羌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智慧与中原定九州的秩序追求并置。重华推行的“畜牧蕃息”政策，表面是经济策略，实则是对多元文化生存方式的承认；禹在阆风苑与牧羊人的互动，则预示着华夏概念从单一族群向文化共同体的演进。这种碰撞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如黄河吸纳百川般的融合，最终指向“化干戈为玉帛”的东方智慧。

　　三、叙事肌理：在考据与想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