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雷的叙事始终游走在学术考据与文学想象的精妙平衡中。他援引叶舒宪“四重证据法”，将考古实物（如玉琮、骨笛）、文献记载（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民俗记忆（如羌族歌谣）与文学想象熔铸一炉。这种叙事策略使《禹王书》既具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严谨，又不失神话史诗的瑰丽。当山羌的骨笛声穿越昆仑，与黄河磬的共鸣形成“乐声治水”的奇幻场景，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文学想象的狂欢，更是作者对“声音即文明”的哲学思辨——正如现实中“玉帛之路”考察队用脚步丈量文明，小说中的人物也在音声与文字的创造中，完成对文明谱系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