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是，跨省转运涉及跨地区监管与服务，地方性规则难以突破行政边界，使得转运车辆在跨区域时面临“双重失管”的风险。在此情势下，无论是将责任全推给负责转运的机构，还是让患者独自承担风险与成本，都不是这道难题的正解。

　　对于非急救转运尤其是跨省服务，更合理的解决路径应该是构建分级分类的服务体系。比如，省级三甲医院聚焦危重患者转运，配备专业设备和团队；基层医疗机构则可承担普通患者的康复转运需求。同时，要建立透明的定价机制，根据转运距离、设备使用、医护配置等因素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并强制要求提供费用明细清单。

　　此外，在评价医疗行为时，也需打破“民营即高价”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次争议中出现不少支持涉事医院的声音，说明社会对民营医疗机构的评价已趋于理性。这种“对事不对人”、只依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给予评价的做法，值得高度肯定。

　　尽管目前部分地区已出台非急救转运规则，但地方性规则仍难以解决跨省转运的难题。比如，某省规定的收费标准在另一省可能完全失效，转运车辆途经多地时更可能面临“各管一段”的碎片化现象。

　　因此，亟待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跨省转运服务标准，明确车辆资质、人员配备、收费原则等方面的规则，并建立全国性转运服务信息平台，实现需求发布、服务匹配、费用结算全程可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