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从法律惩戒力度而言，刑事处罚设置门槛较高，需达到特定严重后果方可入罪，而偷拍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和碎片性，导致很多案件无法进入刑事程序。同时，行政处罚力度与违法收益严重失衡，现有罚款额度与违法主体通过偷拍产业链获取的高额利润相比，存在显著差距。刑事、行政、民事三重责任体系未能构建起足够强度的惩戒网络，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最终导致偷拍器材的生产和销售屡禁不绝。

　　“从监管执行情况而言，在生产环节中，很多生产微型摄像头的小作坊很隐蔽，地点不固定，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人员有限，技术手段也不够先进，很难管控住所有生产源头。现行摄像器材产品标准主要关注摄像头的成像清晰度、续航能力等性能指标，而对隐私保护功能(如物理遮蔽设计、使用痕迹提示)缺乏强制性要求，导致大量具备偷拍功能的产品，仅需通过基础检测即可合法生产。”杨文明说。

　　他还观察到，在销售环节中，一些不良商家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交群组，把大订单拆分成小订单，甚至虚假发货，监管部门很难追踪到这些非法产品的去向。同时，由于监管责任分属不同部门，各部门之间容易出现“都不管”或者“重复管”的情况，让违法商家有机可乘。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看来，现行规定对非法生产、销售偷拍器材的处罚与实际危害不匹配。偷拍器材采用无线传输、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隐蔽性和危害性提升，但对“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认定仍依赖传统标准，像部分家用摄像头以“隐蔽安装”“超清录像”为卖点，却因未明确归类为专用器材而逃过监管。

　　源头治理完善准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