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程朱理学”，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次升华。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以“修身”达到“内圣”，“内圣”而“外王”，但在实际上该时期的儒家学者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

　　明朝，“陆王心学”，是儒家思想的第三次思想升华，此时儒家学者认为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

　　务当世之务。顾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李颙说：“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勇于任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自身与天下家国同忧乐。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