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底泛潮的《事物绀珠》忽然散开，明代泛黄的书页间跌落半片竹膜。卷十八的批注栏里，父亲用蝇头小楷写着：“《韩非子》载墨子制木鸢，飞一日而败，今人制鸢，飞三季犹系线”。那年，我总嫌风筝飞不高，父亲把线轴递给我时说：“线放完了，魂就飘走了。”他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反复念叨“北地春迟，纸鸢线短”，当时监护仪的波纹正跳动着，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收放。

　　（二）

　　护城河的柳絮漫成四月雪时，老周正趴在水泥堤岸上拍他的碳纤维风筝。那架八爪鱼造型的怪物，拖着三十米长的尼龙尾翼，在东南风里张牙舞爪。他左耳别着三枚显影夹，冲锋衣口袋露出半截心绞痛喷雾，却仍像二十年前在可可西里追藏羚羊时那样拼命。“快门得追着风筝心跳按”，这是他常挂嘴边的话。我蹲着给他递镜头盖，忽然发现他后颈的老年斑已蔓延成鸢尾花的形状。

　　急救车鸣笛刺破云层的那刻，天上飘着四十二只风筝。老周在担架上攥着相机不肯松手，沾着草屑的取景框里，还映着潍坊风筝会吉祥物的残影——那是个骑着鲤鱼的蓝衣童子，和《清明上河图》虹桥畔的货郎竟有七分神似。监护仪的绿线在凌晨两点陡成峭壁，我隔着玻璃看着他苍白的脸，恍惚间望见二十多年前暗房里浮出的第一张显影：父亲临终前，那只沙燕风筝，正悬在ICU顶灯投下的光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