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墨守成规的张艺谋，虽能驾驭谈古论今的多种题材，但他近年来的创作，却未能获得舆论的普遍认可。诸多评论认为，他的电影自《英雄》之后，尽管不乏《金陵十三钗》《归来》《一秒钟》等口碑佳作，但整体而言，由于失去了文学的加持(《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都由文学作品改编)，早期影片中深刻的主题表达、鲜明的艺术主张与赤诚的人文情怀，逐渐遗失殆尽，徒剩用视觉奇观包裹下的空洞主题与苍白故事。

　　不过，这类评论的眼光往往仅停留在了张艺谋拍摄商业巨制时期，以他彼时的创作特质评判他近些年的作品，难免有失公允。比如《狙击手》，便没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却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精神。他用水墨画意境的破坏与重建，呈现出局部狙击战的惨烈与意义，借“狙击五班”克敌制胜的艰难，反映出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志愿军的英勇无畏，以小见大地显现出“一叶知秋”的东方美学意蕴。

　　事实上，张艺谋在持续拓宽创作边界，不断尝试新题材与新形式的过程中，并没抛弃人文追求。他始终以小切口聚焦小人物，关注个体在时代、时局、时势中的命运沉浮。《一秒钟》里的张九声、《满江红》里的张大等，像早期的《活着》里的福贵、《菊豆》里的菊豆等一样，身上寄托着他对于小人物的关怀与悲悯。

　　只是，在商业属性较强的作品中，张艺谋由于“过度”考量市场需求与观众喜好，他的作者性往往被稀释，出现艺术表达与商业诉求失衡的问题，使得作品的人文色彩被视听奇观、叙事节奏等冲淡或掩盖。《惊蛰无声》便是这样一部充满矛盾与遗憾的失衡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