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四位则多与脱欧“后遗症”间接相关：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借“完成脱欧”（get Brexit done）上台，后因“派对门”丑闻及党内逼宫被迫辞职，而脱欧议题引发党内派系矛盾激化，是保守党议员抛弃大选赢家的一大原因；代表党内硬脱欧力量上台的莉兹·特拉斯（Liz Truss）提出迷你预算案引发市场恐慌，看起来是纯粹的经济政策失败，实则与脱欧削弱英国经济韧性和市场信心不无关系；到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接手时，选民面对深陷脱欧长跑、连续执政十四年的保守党早已“审美疲劳”，他终因大选惨败下台；即将离任的工党首相斯塔默希望重启改革、终结混乱、重建稳定，但脱欧后选民结构变化、经济和移民问题持续发酵，使其施政空间严重受限，在地方选举溃败后遭党内逼宫，无奈辞职。

　　对于前保守党政府而言，亲欧-疑欧、硬脱欧-软脱欧、北爱边界问题等长期积压的党内分歧不仅没有在脱欧公投中解决，反而被公投结果固化，党内对欧政策分歧升级为留欧/脱欧的身份阵营分立。在派系林立的当代“兼容型政党”中，立场分歧是长期且不可避免存在的。将如何看待欧盟这一保守党内治理难题和国家重大决策交付给一次非此即彼的公投，极度压缩了公共讨论和协商妥协的空间，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分歧，是政治精英把国家未来作为筹码的一次政治豪赌。这也导致此后在英欧关系上意图走中间路线的首相，更容易被党内任何一侧议员意见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