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内部对欧立场的分歧，不似保守党内对欧路线之争那么尖锐和深刻，呈现出更为温和与实用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在选举压力下如何打“欧洲牌”的辩论：以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为代表的激进亲欧派主张加速转向欧洲；伯纳姆代表温和亲欧派，出于尊重民意授权，考虑更为务实、审慎；斯塔默代表官方中间路线，主张“重置”（reset）与欧盟关系而非重返欧盟。

　　保守党内党魁更迭最新规则要求，只要有15%本党议员匿名致函给1922委员会（Conservative Private Members" Committee，即保守党内后座议员团体）主席，即可触发对党魁的不信任投票。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后座议员小派系“欧洲研究小组”（European Research Group，ERG）在脱欧公投后影响力迅速膨胀，容易绑架政府议程，成为保守党政府频繁换相的主要推手。卡梅伦后的保守党首相除苏纳克外，其他几任下台均源于党内压力而非大选失利。

　　此外，脱欧激活了英国数个持续消耗首相的难题，包括英欧贸易与监管摩擦、北爱边界相关的宪制冲突、苏格兰独立诉求、英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等。无论是保守党首相还是工党首相，面对这些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提出理想的解决方案，民意长期受挫容易蚕食首相的支持率。

　　然而，不能把频繁换相完全归咎于脱欧。英国自身面临一些早于脱欧即已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其负面影响被脱欧进一步催化、放大，叠加制度危机、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执政党和首相政治容错率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