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的触碰、意外的口角对峙、紧张的人际冲突，会让人进入应激状态。在慌乱、恐惧、委屈等各类情绪裹挟下，人的感知会被放大：一次无意的背包触碰，会被认为是刻意的肢体骚扰；一次行走不稳的倒地，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比应激状态更难解的，还有面子枷锁。一旦当众抛出指控、引来舆论围观，在一些人眼中，公开认错、自我否定的成本远高于硬撑到底。

　　这种心理是不少指控失实事件的共性：先有情绪误判，后有死撑硬扛。监控可以还原“摸没摸、撞没撞、拍没拍”的事实，却难以剖开一个人内心的“主观故意”——是刻意害人，还是骑虎难下。而在司法实践中，更强调完整的证据链。

　　这是让人意难平的核心矛盾：舆论看情绪重结果，法律看动机重证据。大众看到“指控虚假、好人被冤”的伤害结果，要求严惩作恶者。但法律的评判和尺度，不会轻率地把“结果失实”一刀切定性为恶意行为。

　　另一方面，被指控者虽可通过起诉追责，但维权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当事人如果耗不起，就会选择息事宁人，民事追责的通道也因此搁置。

　　多种因素共振之下，人们看到的更多结果便是：被指控者蒙受名誉伤害，而不实指控者没有付出看得见的代价。

　　高额罚款可行吗

　　面对时有发生的不实指控现象，人们呼吁抬高违法成本、增设高额罚款的声音愈发强烈。针对扶人反被讹的现象，有观点提出，没证据却索要天价赔偿的，可以按“敲诈勒索”严惩。即便达不到量刑标准，也应处以高额罚款，让讹诈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