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不光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黄友义说，本届兰花奖的许多候选人都有大量翻译作品，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在国外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对我们中国从事‘翻译中国’工作的学者的一大弥补”。

　　他说，“翻译中国”不是中国人单方面的任务，也不是三年五年的短期任务，这项事业才刚刚起步——我们用了至少一两百年在翻译世界，今后还要继续翻译世界，否则就无法了解世界的先进文化和动态变化；但“翻译中国”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共同的任务。兰花奖吸引了一批从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国专家学者，本身就是很大的推动。

　　面对“忠实于原文还是忠实于受众”的问题，黄友义的回答是同样重要，首先要透过字面理解原文的实质，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他举了“龙马精神”的翻译为例：如果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不理解，很可能翻成“龙和马的精神”。若图省事借用西方文化的“飞马”，又等于把中国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怎么把它翻得既符合中文原意，又不掉入西方的文化框架，保留中国文化的特色，这就是考验译者对中文的理解和对目的语言文化背景的把握。”

　　在黄友义看来，语言看似只是文字符号，背后其实是文化、历史和思维。“当我们说语言有差别的时候，不是文字的差别，而是文化、历史、思维的差别。”

　　“热战靠的是武器，冷战靠的是语言。”他说，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复杂，要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这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