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

　　这是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一面西汉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以下简称“中国大宁镜”)上的部分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说出了从古至今华夏儿女的共同心愿。

　　1951—1952年，它被发现于湖南长沙城北的伍家岭211号西汉墓，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

　　这面鎏金铜镜，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根据镜背纹饰与设计风格，中国大宁镜应该铸造于南方地区，具体而言，有可能是长沙一带。目前，长沙地区汉墓出土博局纹鎏金铜镜数量相对较多，如杨家山304号西汉墓、黑槽门2号东汉墓均有出土。此外，1958年广西梧州市低山二号东汉墓也出土了一面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

　　汉代产生“中国大宁”这类铜镜铭文有其必然性。这一时期，“家国同构”的天下观已深入人心，民众普遍期盼王朝安宁、子孙昌盛，并将祈愿铭刻在日常所用铜镜上，“中国大宁”这样的镜铭词语由此从长沙地区扩展到东汉边地。

　　中原北方地区出土汉代博局纹鎏金铜镜则较罕见，目前仅有一面新莽时期的桼言四神博局纹镜，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纹饰风格规整、严谨，铭文格式遵守一定范式。中规中矩、不逾法度是大多数博局纹镜设计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而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中国大宁镜铭文内容别具一格，纹饰设计自由、灵活，想象力丰富，甚至还出现了打破内区与外区分界线的设计手法，将动物形象的头部置于内区，身躯则位于外区。这种“跨界”构图的现象，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博局纹镜上从未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