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尧

　　“某某孩子妈妈，您好，孩子要升初三了……”不少家长都收到过类似的骚扰电话。来电者不仅知道家长的手机号码，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学校甚至年级、班级。电话之所以精准，是因为学生信息早已被明码标价、批量倒卖。

　　2026年4月，四川警方破获一起横跨17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摧毁“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四级黑色产业网络，抓获涉案人员5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同年，山西太原警方也侦破两起“教师内鬼”案，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从学校工作群违规下载学生信息，累计非法提供30万余条。

　　90万条、30万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数十万个家庭的隐私被肆意践踏。

　　问题的根子，在“重采集、轻保护”的行业积弊。教培机构、学校手握海量学生与家庭信息，在信息采集上具备天然优势，但不少主体缺乏基本的数据安全意识。有的学校信息管理近乎“裸奔”，学生信息在联络工作群中随意流转，教师可批量下载；有的机构将学生数据视为“资产”，离职人员权限长期不回收，数据导出无人监管。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网络社交平台和行业交流群中，学生信息被打包成所谓“教培资源”“招生名单”，按条计价、批量出售，甚至可以按区域、年龄、年级“定制筛选”。单条信息售价从0.5元到十几元不等，购买5万条以上还可“买一送一”。

　　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去不少地方处置这类案件，往往只罚中间商。倒卖信息的“二道贩子”被追究了，而真正泄露数据的“内鬼”却常常隐身幕后。这种“抓小放大”的执法惯性，让源头泄露者有恃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