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萌被“开盒”了——她个人信息泄露，频繁受到骚扰。她带着两百多页骚扰记录走进派出所当天，民警把骚扰她的张佩叫来了，告诉她，他们负责调解，要判对错得去法院起诉。

　　后来，张小萌提起诉讼，赢了官司，法院判张佩书面向她道歉，不得再在网络上向她发送信息。但她依旧担心。她拿着判决书问法官：如果对方继续骚扰她该怎么办？法官回复她，这需要去问执行庭。张小萌觉得麻烦，没有去问。

　　张小萌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派出所调解后，张佩还曾写保证书，称不会再在网上发关于张小萌的信息，但他后来违反了承诺。而上述判决生效后，张小萌称，骚扰仍在继续。

　　这个细节我写进稿子之后，又在文档里看了很多遍，同时反复思考：为什么判决书没能有效阻止骚扰行为？

　　近几年，我做了好几篇聚焦“开盒”等网暴行为的报道，直到做这一篇，我才真正意识到：“维权难”不是一句笼统的印象，它可以拆成一道道具体的“坎”。

　　杜云被“开盒”后，曾在自己所在地和对方所在地派出所报案，都未获立案。最后，她走了民事诉讼，赢了官司，但也丢了工作。

　　张安安被“开盒”后，身份证照片被发到网上，手机被陌生短信“轰炸到发烫”。她前后花了半年时间依法拿到“开盒”者信息，又花了两年时间走完司法程序。法院最终判决：“开盒”者在贴吧连续三日道歉，赔偿公证费五百元、精神损害赔偿两千元。

　　即便付出上万元的维权费用，张安安仍然觉得值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付出法律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