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关鸿对我说，据他了解，“开盒”者花八十元就能买到个人信息，维权者走正规司法程序则可能至少需要五千元。从这个角度看，违法的代价和维权的成本之间，存在数十倍的落差。这还未算诉讼消耗的时间、精力，其成本更是巨大。

　　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指向的不只是对违法者“惩罚太轻”，更是受害者没有一条足够便宜、足够便捷、足够有效的维权通道。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敬力嘉对我说，目前法律规范设立的网暴判断标准操作性较弱，“具体的判断标准很多是平台自行确立”，这种情况下法律难以落到实处；律师关鸿也说，网络暴力与言论自由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这些也可能成为维权者要面对的“坎”。

　　写这篇稿子时，我回头去看了此前写的几篇关于“开盒”的报道，其中那些关于“互害”的故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刘沧打游戏时被人骂了一句，便省下伙食费，花八百元去学“开盒”技术，然后通过打电话、发短信骚扰对方父母，吓得对方直接退群。这让他体会到一种“胜利的快感”。后来，他被称为“开盒皇帝”，还出售个人信息，一个月赚几百到一千多元。再后来，刘沧因“开盒”他人、售卖个人信息等被判缓刑，他的“继任者”没有放过他——刘沧的家人也成了被“开盒”的受害人。

　　占奕的故事是另一个方向的循环。2020年，占奕被刘沧“开盒”，他后来换身份重新入圈，一路把自己变成圈内开盒最疯狂的人。圈内人叫他“占皇”，追随他的大多是未成年人。暴力有时会从线上转移到线下，2024年4月，四名青少年在占奕老家门口蹲了三天，把暗红色的门板敲得“锵锵作响”，没有人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