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盒”的江湖里，加害者、受害者、复仇者，这些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轮转。

　　以前写这些故事，我把它们放在“圈内文化”“青少年社会化”的解释框架里。但此次这篇题为《被“开盒”后，胜诉与止损的距离》的报道，揭示了网暴的另一面：当合法救济渠道消耗的成本高于“以暴制暴”的代价，“互害”循环就有了经济学逻辑。

　　法律的完善正在酝酿之中，《反网暴法》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敬力嘉说，截至2023年我国已出台网络领域立法一百四十余部，但网络空间瞬息万变，法治化进程任重道远。张安安希望加大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希望公安机关对关于“开盒”等网暴行为的报案给予更好的支持。

　　《反网暴法》征求意见稿中也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网络暴力报案或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取证、立案侦查。

　　一部法律从征求意见到落地，尚有一个优化完善的过程。我们写杜云遭“开盒”后失业的遭遇、张安安历时两年多的维权路以及张小萌反复遭骚扰的经历，也是呈现法律法规和现实期待之间的距离。

　　（除敬力嘉外，文中其他人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编辑 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