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份子钱“划线”的背后，是长期累积的人情重负。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的课题组曾在关中地区某县抽样调查，发现中西部农村礼金行情呈现出“500元起步”的特征，低收入组人情支出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中青年和老年人样本分别达到27.4%和17.37%，比中高收入组高出10至20个百分点。

　　受访专家介绍，份子钱限高有据可依。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十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3到5年时间使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秘书长高丰美告诉记者，这类倡导性标准有助于推动移风易俗，引导破除“礼金越高情谊越重”的观念，遏制大操大办、“礼金竞赛”陋习，倡导重情轻礼，降低人情消费负担，让居民收入更多投入生产、教育、养老、改善生活，重塑文明乡风社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认为，当前部分地区人情负担较重，人情攀比现象比较突出，尤其对农民群体来说负担更重，也存在铺张浪费的问题。上述倡议书、倡导性标准正是落实中央部署的地方实践，对涵养乡风文明、降低农民负担、破除人情攀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不宜采取强制性手段

　　该如何理解一些地方针对人情礼金推出的倡导性标准的法律性质与定位？实践中是否具有强制性或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