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钱能否参照彩礼进行规制？黄振华直言“很难参照”。他解释说，彩礼涉及的经济利益较大，而且可能关联违法犯罪问题，比如，以彩礼为名的婚骗等现象；高额彩礼还可能带来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的风险。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重申这一禁止性规定，可见彩礼问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裁判规则，可以进入法律规制轨道。但份子钱、人情随礼的社会危害没有那么严重，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属于自愿性的礼尚往来，不涉及婚姻缔约的对价，很难上升为法律规制的对象；民法典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不宜也不应直接转化为对礼金数额的行政强制限额。

　　加强引导凝聚共识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低礼金、简办酒席的有效举措。

　　例如，据报道，2026年4月，贵州黔东南锦屏县大同乡兴合章山村立下一块石碑，记的是寨里守了十年的规矩——红事随礼12元、白事20元。这个村寨的礼金标准并非凭空而定，而是源于村民的集体商议，从最初按一斤猪肉定价6元，到随物价调整为12元，始终贴合村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搞“一刀切”，更不盲目攀比。10年来，全村人共同遵守这一约定，没有因礼金多少产生隔阂，反而让邻里关系更加和睦，随礼不再是令人纠结的选择题，不用为“给少了被鄙视、给多了有压力”而烦恼。

　　在受访专家看来，近年来，移风易俗方面的治理理念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