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振华看来，此类倡导性标准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性指导，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其重点在“倡导”和“引导”，而不是“命令”或“禁止”；它不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其效力依靠群众的认同与自觉形成。

　　高丰美认为，可以通过开展广泛宣传教育等方式，创新情感表达形式，如用贺卡、纪念品等替代高额礼金，加强宣传重情轻礼理念，引导群众自觉自愿遵守，让倡导性标准发挥实质效用。

　　受访专家均表示，相关倡导性标准的落地过程中存在现实堵点。

　　黄振华认为，重点在于“度”的把握。一方面，政府的倡导缺乏法律效力，各地做与不做、做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强制约束；另一方面，人情往来属于传统习俗范畴，发挥着表达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现实功能，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危害性行为，不宜采取强制性手段。强行设限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效果未必好。高丰美也注意到，习俗观念根深蒂固，群众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容易出现表面遵守、私下补礼金的变通做法，这些可能使得相关倡导的落地存在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