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容易被误读成犯罪者的安全期，其实是司法能力的刻度。”李海峰说，从1997年2月1日到2025年6月，隔着28年零4个月，当年户籍信息未联网，DNA库没有普及，一个人改名换证、出境漂白，确实可能从缝里滑出去。

　　今天的工具箱不一样了：人像比对、全国DNA数据库、出入境轨迹回溯、电子档案交叉验证。“消失的人越来越难真正消失，这不是运气，是刑事技术往前走的结果。本案的重启，正好落在这两条规则的交叉点上。时间飞逝，立案记录不会湮灭；花坛埋得住尸骨，埋不住追诉程序。”他说，这一点对潜在的犯罪者，比一纸判决更有分量。

　　有一组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赔偿与谅解。吴某萍的儿子黄平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案发后，二被告人家属已代为赔偿12万元，法院认定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应当赔偿，因已足额赔付，诉请不再支持。赔偿到位，刑期减不减？判决书给了明确回答：陈某芬“虽有赔偿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李海峰对此解读称：不谅解，不等于必须从重，只是关掉了从宽通道；赔了钱，也不等于必然从轻，只是可衡量的酌定情节；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民事部分，仍可依法主张。

　　最后落到死刑裁量。刑法给的是三级刻度：死刑立即执行、死缓、死缓限制减刑。李海峰进一步解读称，本案从重情节是堆起来的：预谋、图财、埋尸、二十余年反侦查、归案后未如实供认，判决书用的词是“动机极其卑劣，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但两个人得分开称量：杨某根是直接实施者，作用积极，却有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等情节，法院据此认定“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陈某芬相对主导，几乎没有从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