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曾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赵良善表示，在司法实践中，“索取”与“自愿赠与”的界定主要在于主观意愿和客观行为是否附加条件。

　　“自愿赠与”强调的是自愿性和不附加性，有关金钱给付或者物质交付，全凭个人喜好和意愿，无外加压力、胁迫或限制，不带有功利性。

　　“索取”并非基于自愿给予，而是一方以结婚作为要挟手段，通过明示或暗示等方式，迫使另一方在违背自身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为达成结婚目的或避免婚姻关系破裂而做出不得已支付财产的行为。比如“不满足要求就不结婚”，或多次刁难不支付就无法继续顺利进行婚礼等。

　　关于退还彩礼，司法解释中也提到，如果彩礼的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法院应当判决返还，这也体现彩礼支付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当前法律体系下，对于“彩礼”仅设定事后返还，未“限制彩礼数额”。赵良善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婚姻和彩礼赠与更多尊重当事人意愿，尽量避免法律过度介入私权范畴。然而，物质化太重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适当减负回归社会本质，也是法律公序良俗的范畴。

　　他表示，可以进行一些提倡性条款，比如授权地方政府根据经济水平制定彩礼指导标准（如不超过家庭年收入3倍）；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明显超出给付方经济能力”具体参考标准和举证要求，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对于索取彩礼后果进行明确，比如存在“不支付就分手、不给就不上婚车”等，确定索取而导致无法存续婚姻的过错责任。

　　“限制彩礼金额”仍在提倡阶段，彩礼变革需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