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查阅主办方制作的教材对比资料时发现，目前在日本初中采用率最高的东京书籍和帝国书院两大出版社（合计覆盖率近80%）所编教材，在战争加害责任的记叙上存在明显弱化。例如，在谈到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章节中，帝国书院出版社使用“南京事件”一词，写道“在南京，除了士兵，还有很多平民被杀”，并没有明确指出加害者身份；东京书籍出版社虽在脚注中提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说法，但两者均称“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

　　有关“慰安妇”问题，上述两家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她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

　　“我读完的第一感受是，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将‘慰安妇’的实际情况隐藏在模糊的表述中。”糀谷说。

　　这一删改倾向与近年来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定政策密切相关。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等表述认定为“不恰当的教科书用语”。文部科学省随后要求修改相关教材，甚至包括已发放的教材。相关方针延续至今，持续影响着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战争责任、历史事实的表述。

　　糀谷还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在结构安排上的“心思”同样值得警惕：“当前多数教材将1931年至1945年的‘日中战争’与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人为割裂，中间插入二战章节，使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整体脉络被切断。这种写法会让人觉得，日本是在某种国际局势下被动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