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受到舆论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关于您提到的现象（高校越来越多“90后”“95后”教授、博导涌现），我想说明一个背景：我能获得博士生招生资格，主要是得益于浙江大学实施的“百人计划研究员”制度。

　　这个计划赋予入选的年轻教师博士生招生资格，是在高校人事制度中比较超前的尝试。所以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这个项目背景下涌现出的一批年轻学者群体，我个人只是其中之一。与其说这是对我个人的关注，不如说是公众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一次聚焦。

　　因此，我觉得“90后”“95后”教授、博导的涌现，本质上反映的是像浙大这样的一流高校，在人才评价和培养机制上的创新与突破。它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有能力、有潜力，高校就愿意为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能更早地独立开展研究、培养团队。这对于激发青年学者的创新活力、推动学科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学术成长经历其实和很多青年学者一样，都经历过迷茫、痛苦和自我怀疑的阶段。支撑我走过来的，最根本的还是对哲学本身的热爱和一份坚持的信念——这可能是每个科研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动力。

　　青年教师确实要同时面对教学、科研、项目经费等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但对我来说，哲学研究始终是一件能带来深层快乐的事情，它是我理解世界、安顿心灵的独特方式。

　　面对考核压力，我觉得关键在于“守”：守住自己的研究节奏和方向，允许自己有“厚积”的空间。哲学思考尤其需要沉淀，很难急就章。与其被短期指标打乱步伐，不如相信扎实的积累终会迎来“薄发”的时刻。保持定力，着力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