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是前提。”在北京一三甲医院就职的精神科医生李易安说，“在此基础之上，我认为有必要把财政补偿的重点放到结构调整上，理顺医疗收费的价格，让我们的劳动价值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再比如心理咨询的个别项目上，适当市场化、资本化，不仅缓解医生的问诊压力，也能带来更多收益。”

　　李易安还认为，除了提升待遇，破除精神科医生“科研难”也是重要一环。

　　申请国家科学自然基金，精神科要比其他科室难很多。大部分三甲医院精神科立项数量、获得的资金支持，都远逊于其他重点科室。

　　据张阳介绍，目前，国家的整体导向还是以“显性”的学科为主，例如肿瘤、糖尿病等，对于精神心理方面的“隐性”学科，相对支持不足。

　　“但其实，很多实体病变的根源都是精神卫生问题导致的。如果能在精神卫生领域多一些投入和侧重，更能激发医生科研的动力。毕竟我们在精神卫生领域发展相对很多国家而言是落后的。”张阳补充道。

　　“破碎”的体系

　　当精神科医生疲于应付“源源不断”的患者时，药物治疗几乎成为当下对抑郁症治疗的“主要手段”。

　　但抑郁症这种病，并不是只吃药就会好那么简单。

　　“一般抑郁症比较严重的病患，我都会建议他优先去选择心理治疗。”张阳说，“药物治疗虽然能在临床上消除症状，但纠正认知的偏差需要心理治疗。”

　　在很多国家，精神科医生同时也从事心理咨询，因为心理咨询辅助药物治疗的联合疗法，比单纯的药物治疗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