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万斯查阅到威斯康星儿童信托基金（Wisconsin Children’s Trust Fund）的报告：“在那些获得大学学历及以上的人（非工人阶级）中，有过ACE的人不到一半。而在工人阶级中，超过半数至少有一次ACE，约40%有过多次ACE。这些数据真的很惊人，每10个工人阶级的人中就有4个小时候经历过多次精神创伤。而这一比例在非工人阶级中仅为29%。”

　　万斯也是幸运的，“幸好有阿嬷和阿公在，我没有完全陷入那样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则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果说我在家习得了无助感，那么海军陆战队则让我学到了希望感。”

　　从部队归来后，万斯在耶鲁法学院交往的女友乌莎，也是他后来的妻子，让他深刻意识到并努力修正自己从家族里继承的逃避问题的性格。感恩节去乌莎家时，万斯惊讶地发现，“乌莎的母亲没有在背后说她父亲的坏话，亲朋好友也没有满嘴谎话或背后伤人，姑嫂之间也和和睦睦的。”他们做了ACE测试，万斯高达6分，而家庭幸福的乌莎是0分，“有些人一次童年创伤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在女友的帮助下，他逐渐克服了乡下白人长期面临经济衰落、尊严丧失和身份认同危机的思维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