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刚说，事实上，中日关系还受到日本“广场协议”后的发展轨迹影响：日本泡沫经济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后破裂，进入了经济停滞、社会萎靡的“失去的十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加速崛起，一些日本人看待中国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力尚弱之时，日本方面既有赎罪之心，也带有优越感。如今，随着对战争时期真实历史缺乏直接认知的年轻一代成为社会主流，那份愧疚感逐渐消退；同时，中国不再需要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昔日的优越感也不复存在。这种转变引发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情绪、对中国崛起的排斥心理、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大慧在外交学院举办的“战后国际秩序不容破坏——高市早苗意欲何为？”研讨会上表示，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之后，整个日本政治和社会右倾化明显加速。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民粹主义明显上升，尤其是网络民族主义，形成了现在日本社会中的“网络右翼”，这部分人在日本年轻群体中非常活跃。

　　有中国学者告诉《环球时报》，高市早苗当年能够获得安倍晋三赏识，正是由于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主动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相当于给安倍纳了投名状，而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则是其自身路线的延续。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他认为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很可能是有意为之，想通过此举来推动自己在日本国内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