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这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讲座，注定会成为一把钥匙——为每一位济南党员干部和人才，打开心门深处那把锁。

　　政府之为：从“劝退”到“劝进”

　　在讲义乌之前，先得说说那个著名的“怪圈”：很多地方在发展初期，面对自发形成的民间市场，第一反应往往是“劝、赶、堵”。

　　在经济学上，这是城市治理和市场活力之间永恒的“拉扯”，也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交相演替。

　　课堂上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商贩们在廿三里和湖清门自发形成两个集市。面对这种“占道经营”，当时的管理部门也曾试图“劝散、赶走、堵住”，结果呢？“劝不散、赶不走、堵不住”。

　　民间的“商业自觉”，就像地下的岩浆，哪里有缝隙，它就往哪里流。

　　而义乌发展的第一步，就是政府的转身——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1982年，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胆大包天”的决定：开放小百货市场。他顶着“投机倒把”的政治风险，发出了著名的“第一号通告”，正式承认了市场的合法性。

　　这一“转身”，意味着什么？

　　说起来，济南也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从老商埠到后来的“棚户区”市场，并不缺乏经商的基因。从义乌的“发家史”，我们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励：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管理的手可以放得再开一些。

　　现场听讲的部分党员干部，也禁不住会扪心自问：面对新兴业态、面对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时，是不是还是习惯于先去“规范”，而不是先去“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