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守住“补时不补量”的底线。最令骑手担忧的，不是补时不够，而是补后被“变相收回”。有众包骑手直言：等灯时间算进去后，如果平台顺势增加叠单数量或降低单价，压力会换一种形式压回来。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袁哲也提醒：如果一边补时一边增加叠单或降低收入，安全效果会被抵消。《法治日报》援引律师建议指出，至少守住三条底线：不得因补时降低单价或提高接单量；技术误差须有救济通道；消费者端的预计送达时间须同步更新，避免催单、差评压力反向传导。

　　三是消灭“隐形红灯”。红灯停表了，但骑手的焦虑远不止红灯。北京骑手刘建在恳谈会上直言，有些路口一个红灯就要等180秒，一趟配送又不只经过一个红绿灯。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袁哲曾实地体验外卖配送，他观察到：单个红灯看似只有几十秒，但叠加商家出餐慢、写字楼电梯排队、老旧小区爬楼、门禁扫脸等因素，都会让骑手抢行。美团方面表示，已在考核中剔除了无电梯小区步行、商家出餐延误、高层电梯等因素。但行业共识是：剔除的环节越多，未被覆盖的“隐形红灯”就越多。出餐慢10分钟、电梯排3轮、门禁扫脸再等半分钟……这些时间里，骑手照样看着倒计时心慌。

　　从苏州的1100个路口到无锡的4253个路口，相隔仅17天。这不仅是两座城市的接力，更是一次政策创新从“局部试点”到“全域推广”的完整演练。但如何帮助更多城市跨越技术、制度和机制的三道门槛，才是“红灯停表”能否真正走向全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