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子上讲，更有“搞科研不能赚钱”的道德绑架。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科研工作者似乎就该枯坐书斋、守在实验室，清贫是他们的“标配”，谈钱是他们的“失格”，赚钱则更是“不务正业”。这种想法的出现是历史惯性作用的结果。从“君子固穷”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清贫长期被当作知识分子的美德，也被当作一种道德试金石，仿佛一个科研工作者一旦和钱沾上边，其纯粹性就要打折。

　　但这套逻辑经不起推敲。科学求真、商业求利，两者并不天然对立。安守清贫可以是一些科研工作者的个人选择，但社会舆论若把“穷”和“高尚”强行绑定，就成了一种规训：既要他们贡献知识和才华，又要他们安贫乐道，还要求他们不能计较物质回报。这种“既要又要还要”，并不公平，也不利于形成积极、可持续的科研生态。

　　韦东奕在北大课堂上为同学们上课 图源：北京大学官网

　　三

　　在笔者看来，评判韦东奕主编教辅一事，应当兼顾两重维度：一方面要看教辅产品本身的质量，如果书籍粗制滥造、货次价高，作为主编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谁也不必护短；另一方面也要考量这件事对其主业科研的影响，倘若这类事务大量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精力，公众完全有理由质疑。但卖书这件事本身不仅不应被骂，反而启示我们：社会对科研工作者的尊重应该体现在更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