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的一孔窑洞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在会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热忱发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号召。这是我们党首次将“廉洁政府”列入施政纲领。

　　“建立廉洁政府，本就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陕西省延安市委党校教授贺海轮介绍，《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时，指出政权的管理者既是群众一分子，又是“社会公仆”，是“承担责任的勤务员”。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正是“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一场廉洁政府的建设实践，也在陕甘宁边区正式开启。

　　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要求政府：“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边区政府为何将“廉洁”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这要从当时我们党面临的内忧外患形势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