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商埠，成为理想选择。1904年5月1日，时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奏朝廷。奏折称：“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亟应援照直隶秦皇岛、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府开埠成案，在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商民咸受利益。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与商情称便，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15日，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随后，清政府正式批准。

　　三地同时自开商埠，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将位于铁路枢纽的省会济南和商品流通集中的周村、潍县同时辟为内陆商埠，三地联成一体，不仅有利于开发三地经济资源，更能借助交通优势促进商品在更大区域流通。

　　与青岛、烟台等“约开商埠”性质不同，济南是自开商埠，主权完全掌握在中国手中。地方官员特别强调开埠的自主权，明确济南商埠“一切事权外人不得干预”，尤其强调国土主权，严格限制外国势力扩张。

　　此前，济南商界已有自发组建商会的尝试。1902年8月，参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做法，济南商会公所成立。从筹备文件中看，成立商会不只是为了振兴商业，更是为了“自保利权”，以组织的力量对抗外来经济侵略，这也是近代中国商会共同的精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