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近代中国，商会绝非单纯的“商人俱乐部”。在政权更迭频繁、官方治理能力薄弱的年代，商会深度嵌入城市运行的肌理，成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领域”。济南商会的功能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合作互补的关系。

　　商事公断是商会最受商户欢迎的职能。旧政权时期，官府诉讼流程繁琐、吏役盘剥严重，一桩普通的债务纠纷往往拖上数月，商户苦不堪言。商会章程明确赋予了商会商事公断权，规定商务纠纷可由商会调解仲裁。

　　济南商会设有专门的公断机构，专门处理债务、违约、行规冲突等各类商事案件。裁决依据既有国家法令，也有行业惯例与商事习惯，程序简便、处理高效，无需高额诉讼费。为了完善公断制度，1923年1月，商会组织代表赴北京考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优化调解规则。济南市档案馆里留存的大量纠纷卷宗，纸页上盖着商会的朱红印章，记录着一桩桩生意的起落与和解。

　　沟通政企、维护权益是商会的另一核心职能。当时，商号开业、转业、歇业均需通过商会审核转报官方注册备案，市场秩序与行规也由商会协助监督，商会事实上成了官府与商户之间的“中间转办人”。档案中留存的济南泰康公司注册禀请书、章程等文件，正是这一流程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