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很多自动化的咨询、客诉系统，其设计之初，就是以用最低成本来“降低投诉”为指向的。这套系统，绕过了最费时费力的“双方质证”“事实核验”部分，而直接就是贯彻“疑罪从有”原则，只要被打了电话提及，就当作投诉处理。这一安排，既能倒逼快递员等从业者谨小慎微、千方百计地“服务好”客户，也能明里暗里操控“投诉率”考核来控制员工的薪酬开支——这套系统很高效，也很残酷。企业占尽好处，却把风险和代价留给了社会。

　　在一些新就业形态，以算法为基础的自动化程序，对于从业者的职业评价、绩效奖惩、利益分配，有着不容置喙的生杀予夺大权。窥一斑而见全豹，最近这起离奇个案中，当事双方偶然对账，让系统露出荒唐“马脚”。试问，这类系统里的还有多少不公不义、不能见光的暗面？前不久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专门强调，“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这种解释，必须再提前、再加速，而不能等着对账露出破绽之后，才开始被动地“补充说明”。

　　推动算法系统去黑盒化，不能仅靠意外的暴露，更要深度推进自上而下的穿透式监管与自下而上的主动对账相结合。两头用力，多管齐下，才能让算法系统可以被审视、经得起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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